被捕后的瑾也是历经磨难,作为唯一的受枪伤者,最初两个星期她是在警务直属医院里度过的。而没等枪伤完全治愈,她就被警方认定为此次武装劫持囚车事件的现场指挥者。结果那些阵亡警察的家属,在找直接凶手报仇的同时,也把矛对准了她。家属们这样也非无理取闹,他们认为瑾作为恐怖别动队的首领,必须对其的所作所为负责。这就跟南京大屠杀中松井石虽未达屠杀指令,也没有亲手杀死一名中国人,但仍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南京大屠杀主犯是一个理。因为这个理,瑾也和夏晓倩、张丽颖、钱红梅三人一样挨了打。
门,女看守又受命给她换穿钢凉鞋。这全负重又增加到33.75公斤,与理论计算的极限行走承重十分接近。即便如此,叶琼璋并没有被敌人持续不断的“镣铐攻势”吓倒。她冷静地分析了形势,觉得自己各位已经没有多少“镣铐容量”,镣铐不断增加的势上就会受到遏制。她的分析完全正确,到了通往三楼的第七狱门,敌人首次没有给她加镣铐。因为剩的两镣铐只备象征意义,必须放在三楼压轴。
受此鼓励的叶琼璋神大振,上楼梯的步伐迈得实有力。尽背负33.75公斤镣铐登楼是创了记录,当日充足的午餐使她素来壮的力得到有效的补充,从而避免了上次杨惠娟只缺“一块排”的遗憾。当然向上走时也是走一步歇一,但毕竟没要旁边的看守搀扶,只10分钟她就爬完了楼梯上的全台阶。黔驴计穷的狱方在第八狱门拿得来的只有一副脚趾镣,这反而倒给了她坐休息的机会,让她以更旺盛的斗志走过乌烟瘴气的五号监区,迎接最后的胜利。到了第九狱门,她看见了前面踯躅而行的夏晓倩,于是十分麻利地合女看守给她好手指,“飞快”地“跑”了上去。镣声铿锵中,两位好妹互相搀扶着向牢房走去。叶琼璋的三号牢房邻一号牢房左侧,走到一号牢房前面两人正要握手分别,突然同时听见从一号牢房无法透视的铁窗后面传来十分熟悉的声音:“叶琼璋、夏晓倩,我是杨惠娟啊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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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至第三狱门,瑾又被锁上8公斤重的腰铐(她只比杨惠娟1厘米,所有镣铐仍采用杨惠娟的规格)。此后,余伤未愈的她便有些力不从心。与旁相比人最大的吃亏之在于,她左手受伤无力,不能在行走时用双手力量减轻脚上和腰的负担。因此尽此时的镣铐还不算多,但状态要比杨惠娟她们糟糕得多,最为明显的就是,她已经基本无力和二号监区的难友再打招呼。第四狱门锁上脖铐以后,况更是每况愈,仅17.5公斤的重量就已使瑾迈上通向二楼的楼梯台阶时异常疲
看到陈、夏、叶三人都已被捕,杨惠娟的心完全绝望。她信作为这群姑娘的领羊,瑾绝不会抛她们独自逃跑。如果后面她没有现在狱仪式上,那肯定就已经为党捐躯了。要让她在瑾牺牲与被捕之间作一选择,杨惠娟宁愿选择后者。她很希望能从叶、夏二人那里了解到瑾近。然而警方对“九”也是隔离关押的,6月30日撤退时叶、夏又没有和在瑾一路,因此同样无法给她正确答案。
直到现在,受枪伤和刑伤的瑾仍没有完全恢复过来,狱方却没有为此减轻对她的折磨。在监狱接待大厅为让她能够正常履行逮捕手续,路上着的押解镣铐被解除,手脚暂时获得了一自由的时间。然而好景不,抵达第一狱门,就要上脚镣了。在打开押解镣铐时,瑾把白运动上及脚背的放了来,照理这时重型脚镣可以直接锁在白上。但女看守却先将挽起到小肚,然后才将黑的镣环锁在的脚踝上,而没有作任何解释。瑾当然明白敌人这样的用意,无非是给她增加一镣行走的痛苦。她并没有与之计较,泰然自若地在狱警的引导,门左转向第二狱门走去。对于别人来说,2公斤重的手镣算不了什么,但瑾在第二狱门前上它后,却明显觉左手腕在隐隐作痛。还未好透的枪伤带来的这份额外困难,使她不得不让右手来承受更多的手镣重量。但在熟识或不熟识的难友面前,她却顽地掩饰着痛苦,频频向她们致意。
当然,彭非将本应在14:30发的押解瑾的车队压后一个小时发,目的并不是让杨惠娟为瑾的生死而坐卧不安。而是因为前面的夏晓倩狱速度实在太慢,为改变三人狱时间重叠局面,临时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。好在路上行车非常顺利,到叶、夏被收牢房后约半个小时后的15:50,这个最后一列装甲车队就开了汉都监狱大门。看见从车队中间一辆装甲车上走来的那位穿着白短袖棉布衬衫、白运动和白凉鞋的女青年正是瑾,杨惠娟悬着的心放了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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